我今年二十七岁,早就过了撒娇卖萌的年纪。但这个年纪,常常想到死亡,好像也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成熟。
但是没有办法,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叫做ICU。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地狱,但如果有,应该就是ICU这个样子吧。
几个月前,我值夜班。急诊送来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男孩子,车祸之后,整个人撞得七零八落。我坐在电脑前开医嘱,忽然听见他尖锐的吼叫,拖长的尾音,像丛林里受伤的夜枭。
相隔甚远的另一间病房里,一个中年男人受了触动,哀声相和。
其他的病人,绝大多数,已不能言语,枕着一声声悲鸣,半梦半醒。
一切都退回到宇宙洪荒。还没有火,也没有语言,各种声音升起来,在黑暗里摩擦,碰撞,最终跌落到谷底。
几乎没有人可以明确地向我表达他们的感受。
只是有一次,查房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讲,他妈妈曾经在ICU住过院。他说,她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对我更是甚少提什么要求。那天是她住院第四天,我去看她,她看着我只是哭。她说,求你带我出去,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就是死,也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老师说,我妈妈真的是在求我。我非常不忍心,也很矛盾,不知道留她在这里看病,是不是反而增加了她的痛苦。
而我亲眼见识的,也就只有一个。
那位先生是从北京过来旅游的。途中发了阑尾炎,没当回事,结果阑尾坏死,导致感染性休克,开完刀就送到我们ICU来了。
刚来的时候,他也就只是有些气喘,但交流起来,倒没有任何困难。加上又是北京人,一口京片子,确实也闲不住。他住院那几天,看护他的小护士也好,护工也好,都多多少少沾了点京腔。
查房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哎呦,你们这条件真好。硬件措施确实很先进。我在北京没见过这样儿的。
然后,就从自己老婆是做什么研究的,聊到冬虫夏草,再聊到自己的病理机制,然后话题就上了高速公路,七环八环的跑偏了。
做CRRT的时候,他躺着不敢动弹,但只要有点力气,就各种聊。
第二天,他说,我晚上睡不着。灯光太亮了。
我们让护士晚上尽量关了灯,并且给他开了安眠药。
第三天,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在这里有幽闭感。
我们的护士试图跟他聊天,安慰他,但他变得焦躁不安,开始发脾气。
第四天,我们告诉他,目前病情改善,我们会尽快给他联系床位,让他转科。他说,谢谢,我求你们了。这儿真不能待了。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第五天,外科说有床位,估计下午可以转。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上午就开始指挥护工,将所有的东西打包收好,然后自己坐在床上,死死地盯着墙上的时钟。他将手机开了合,合了开。偶尔闭目养神,但明显的心神不安。终于快到下午,外科忽然来了电话,说原本出院的病人,情况变化,暂时不能出院。可能要到明天,才能给他办转科。
下午家属探视的时候,我听到他和太太激烈的争吵。
墙上的时钟,秒针、分针、时针,不急不缓地转,一圈一圈。滴答滴答。仿佛有一根弦,绷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下午五点半,晚交班,病房里忽然传来一声绝望的吼叫:我要疯了!!!
那位先生第二天离开病房的时候,目光仍然惊恐,病床一推出去,便紧紧拉着妻子的手,并催促他们赶紧带他离开。他连谢谢都不敢说,怕有任何迟滞和停留。他像《圣经》里的罗德,不敢回头,仿佛一回头,就会凝结成盐柱,冻结在万劫不复的恐惧里。
我后来没有见过他。我想他也不会愿意再见到我们。有些回忆,一辈子都不要想起,才好。
在这里,幽闭、恐惧、无助、绝望,毁灭性的情感不断裂变,像要引爆世界,却又往往被死亡熄灭。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医生都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要住到这里,怎么办?我快死的时候,是否也会这样辛苦?
有一次,24h班终于快要结束。我凌晨4:30睡觉,6:00起床。护士姐姐对我说,你比峰哥幸福多了。他被我们围困在病房里,床边子都没沾到。
我笑着说,多谢姐姐们厚爱。
峰哥气息奄奄地坐在我旁边,半开玩笑地跟我交代后事。他说:我觉得我快要死了。记得,别把我弄到ICU,我要求不插管、不按压,不除颤……噢,还有,不要脱我衣服!
形销骨立的我,好像激战后的残兵败将。胜利的号角终于要吹响了,但我觉得自己也不一定能看到红旗插遍中国大地了。但是,听到峰哥这么讲,我还是认真地先安慰了他:
我说,放心吧。你变成鬼以后,记得来看我。还有,我做深静脉的时候,你一定要保佑我一针见血。还有还有,要是我先挂了,记得跟医院讲我这是工伤……
我俩哈哈大笑,但笑声并没有带走所有的忧虑。空气里,掺杂了太多的情绪。
我到这里工作刚半年。生存的本能让我开始学着如何将工作和生活割裂。
我在我的阁楼里养花种草,和小孩子嬉闹,看阳光奔波万里,看飞鸟追风逐云,我想从生机勃勃的世间积攒光亮,好在工作的地方,一点点释放。
我想,我到底还是太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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