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是个伪命题

古今中外，“医患矛盾”这个词只出现于近10年的中国社会。国外自不必说，就是中国，近代和古代的“郎中”也足以受人尊敬。“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古代“士”的理想要么治国，要么治病。成为“医生”是“士子”们的理想职业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医生在古代的社会地位。

　　所谓“医患矛盾”，仅仅出现于2003年（非典）之后的10余年间。2003年，医生还是抗击非典的“英雄”，之后，瞬间变为披着白衣的“恶魔”。“医患矛盾”这个新概念也浮出水面，成为医患间新型关系的代名词。

　　10余年间，无论是行政部门、医院、医生还是患者，都把“医患矛盾”作为医患间难以化解的一道屏障，它使得医患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势同水火。但“医患矛盾”果真存在吗？前两天，一位好友给我发来维信，他（她）说：“你知道有一个词叫‘跑焦’吗？我觉得所谓‘医患矛盾’是不存在的”。仔细想想，他（她）说得有一定道理。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通情达理的，非常信任我，也配合我的治疗。我通常会得到他们的尊敬。即使偶尔有一点小疏漏，也都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虽然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和绝大部分病人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从道理上说，所有病人的目标都是把病治好，所有医生（骗子除外）的目标都是给病人治好病。既然目前一致，努力方向一致，又何来“矛盾”之说？

　　但医患之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药价虚高”；如具体到患者方面的“看病难”、“看病贵”、“红包”；具体到医生方面的“收入低”、“压力大”等等。但这些问题既不是患者造成的，更不能全怪罪于医生！“药价”从来不是医生定的。有4000名员工的美国FDA每年仅批准10几种新药上市，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药物审批的只有300多人，每年上市的药品却达1000多种。2007年，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以受贿罪被执行死刑、成为被执行死刑的国家最高级别官员。近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与药品定价相关的副司长被调查，这本身就说明了药价虚高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寻租。

　　任何领域运行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原理，医疗领域也不例外。经济学最简单的原理就是“供需平衡”，当“供需平衡”时，这个市场就是健康稳定的，当“供需失衡”时，这个市场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甚至危机。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国家对所有商品（包括粮食）的生产实行垄断，又严格控制商品价格，导致供给减少、商品奇缺。另一方面，建国后人口激增，供给减少的情况下需求不断上升，必然导致供需失衡。那时候，东西虽然便宜，但买不到，甚至粮食、副食品等都需要凭票购买。当这种失衡达到极限时，就表现为“3年自然灾害”，只能通过被动减少人口来减少需求。

　　医疗领域也是如此。都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过度市场化，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资本准入”、“价格放开”、“人才流动”在医疗领域10余年都没有大的改变，又怎么能将医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市场化呢？相反，医疗领域的最大问题同样是“供需失衡”，即高水平的医疗资源太少，而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却日益增多。2003年之后的医改，定位于扩大医保覆盖面，虽解决了部分“看病贵”的问题，但却导致“供需失衡”进一步加重，看病越来越难。

　　而对价格，特别是和技术相关的价格的严格管控使得医生通过劳动获得的合法报酬极低。正教授挂号费14元，三甲医院阑尾炎手术费800元。这是中国目前少有的价格与价值倒挂的领域。这可以很好的解释“红包”产生的原因。所谓“红包”，就是患者通过加价的方式争夺优秀的医疗资源。虽然不合法、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多年来，卫生部和卫计委多次治理“红包”、“回扣”，却效果不佳，其根本原因就是忽略了“红包”、“回扣”其实是市场通过其他方式对医生劳动价值的一种“变相补偿”。尽管这种补偿是变态的，令人憎恶和无奈的，但却符合经济学规律。否则，哪还会有那么多医生会继续从事这个职业？

　　那么，政府为何不能放开医疗市场呢？其原因在于垄断才能产生权力寻租。而这种“垄断”往往又被披上了“公益”的外衣，挟持舆情，变身为一件美好的事物。本来，“矛盾”的根源在于“供不应求”，但最终，既得利益集团（垄断者）打着“公益”的旗号成功将矛盾转嫁给医患之间，并创造了“医患矛盾”这个词。我想，这才是真相。

　　解决所谓的“医患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保障基本医疗的前提下，提高高水平的医疗供给，即开放市场。许多人误以为开放市场一定意味着涨价。但大家仔细想想，真正价格便宜合理的都是在市场开放度很高的领域，如餐饮等。而价格虚高的都是在市场封闭的领域，如石油等。这是因为，市场越开放，竞争越激烈，只有服务好、价格低的商品才能存活下来；而市场越封闭，越没有竞争，垄断者才能自由定价或权力寻租。许多人把现在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归因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其实，真正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仍然很不充分，仍然是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仍然有许多权力寻租的空间。

　　回到医疗领域，政府部门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而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政府部门应该设立很低的市场门槛，让有实力的民资和外资都能进入医疗市场。但同时，严格市场准入，对医疗技术、药品严格规范。但我们现在做的正好相反，政府审批了大量“莆田”系医院，却长期对正规的外资医院紧闭大门。同时，又不对技术、药品进行监督，一些无任何审批、成份不明的药品可以公然在私立医院卖高价。这种行为的原因在于权力寻租，而其结果，无疑是谋财害命。

　　回到初始的问题，“医患矛盾”是个伪命题，但医疗领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解决问题不是靠做表面文章的“治理整顿”，更不是转嫁矛盾，而是正视问题，开放市场。国家在2016年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希望今年也能是医疗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元年。